1981年，在河北沧州吴桥——中国杂技之乡，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踏上了高考之路，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五年。
那时录取率不高，考上大学是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在填写志愿的那一刻，在母亲的期待中，在老师的鼓励下，孙增涛毅然选择了河北医学院（现河北医科大学），从此便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及至后来，他从一名普通的医生成长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院长，成为天津中医药大学一位教授。作为老师，他耕耘杏林，孕育天下桃李；作为医生，他不负一身白衣，扑在一线救死扶伤。
与中医的缘分其实起于更早之前。小时候孙增涛母亲身受风湿性心脏病所累，痛苦不已。邻居中有位从北京过来的老中医，说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总是被他请来给母亲治病。从那时起，中医便不经意间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
据悉，孙增涛报考的那年，河北医学院全院仅招收500余人，其中中医招收学生120多人。这120人中仅有20多人的第一志愿是中医，他就是其中之一，其余均是从西医专业转来的学生。可见那时中医人才的珍贵。
毕业后，因父母身体不太好，孙增涛想在身边照顾，便如愿被分配到了吴桥县医院。等父母身体好一些后，上进的孙增涛又考上了天津中医药大学，誉满津沽的全国名老中医董国立正是他的硕士生导师。董老创建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肺病科，他总结出治疗肺病的“八法八方”，治肝病“四方四法”尤为有名。孙增涛受到老师影响颇深，后也投身呼吸事业。
孙增涛教授
读博后，孙增涛拜师张伯礼院士，因为孙增涛对呼吸学科很感兴趣，张院士还将他推荐给了国医大师晁恩祥，两位恩师一起带这位小徒弟。“他们一直将中医事业视为己任，不断努力将中医药融入国家大健康战略中，可以说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医，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念及恩师，他眼中都是钦佩。
在国家出现困难时，两位恩师敢于站出来，铁肩担道义，为国分忧，更为孙增涛树立了一个绝佳的榜样。在点滴的工作中，他们也倾囊相授。晁老说：“临床是一切经验的源头，犹如活水。你必须亲自去实践，在临床中积累经验。”于是，孙增涛夜以继日地泡在医院病房中，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又针对感冒后咳嗽与咳嗽变异性哮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当SARS来临时，张伯礼院士说：“第一手资料必须由我们自己来收集。”危难时刻，他主动请缨，在天津“非典”定点医院——海河医院组建了一个整建制的海河医疗队，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医病区，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治患者。时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的孙增涛正是这支医疗队的队长。
那时防护设备简陋，口罩还是两层纱布那种材质的。戴二个口罩在病房里憋气，出病房后才能松口气。“比新冠肺炎恐怖多了，那真是一场遭遇战。”谈起彼时经历的那段难忘的记忆，他仍心有余悸。
这场遭遇战一开始便给了孙增涛重重一击。“我的硕士辅助导师裴鸿烈老师，身体非常健康，刚退休又被召回医疗队，却因感染SARS去世了。他是天津第一个去世的主任医师。”队员们都为此震惊不已，他们带着悲痛继续努力抗疫。最终，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天津的整个非典疫情仅持续了27天就被扑灭。二附院中医医疗队还获得了当时卫生部颁发的抗疫先进集体荣誉。
经此一役，孙增涛迅速成长，甚至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这世间，人命是最大的事，救人命是最大的任务，接受这项任务的医生就是被降以大任的一群人。医生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孙增涛形容——勤学不辍、苦并快乐着。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是很多医学生的标配，再到临床上摸爬滚打，闯出一番天地，要历时数年，这个职业很不容易，但也非常有价值。健康所系，性命所托。他常这样教育年轻医生：“无论何时何地，医生都是崇高的职业。天道酬勤，做医生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挨得住辛苦。另外还要把身体锻炼好，这是一项高强度的工作，不容任何闪失。”博学而后成医，厚德而后为医，谨慎而后行医。他一直将说过的话付诸于行动之中。
孙增涛教授查房中（左四）
当时作为院长的他仍常常在一线奔走。“院长只有深入一线，才能知道一线的事情，才能不断与大家一起进步。”即使在任职副院长、院长的17年中，行政事务繁忙，孙增涛也从未放弃每周两个半天的门诊、一个半天的查房工作。在他看来，很多幸福感是从一线获得的。
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患有哮喘，在急性加重期突然间呼吸停止、意识丧失，经过他们全力抢救，终于挽回了生命。至今小女孩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岁月，一直在用中药调理。她常常会在孙增涛的个人网页上发表患者感言。遇到孙增涛感冒或嗓子哑了点时，她甚至会贴心地在网上提醒：孙医生，要注意休息啊。孙增涛无意间看到了这些留言，深受感动。
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准妈妈哮喘发作，没有人敢给这样的患者用药，孙增涛大胆地接过了这位患者的治疗。后来这位妈妈将锦旗和孩子的照片都拿到了医院里，这位妈妈甚至想要带一家三口过来。”讲起这些，孙增涛眼中盈满了笑意。
一个人学会中医，可以帮助很多患者。如果一群人学会中医，加入中医的推广工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让中医药能为更多人所接受，甚至自发宣传是孙增涛一直以来的愿望。传统中医常以症状或证候命名疾病，这与现代中医药体系是不甚相同的。“中成药研发、命名不能像过去一样，一直停留在证候、症状的表现上，而应在疾病的改善上有所体现。”孙增涛坦言，用开放、包容的态度，结合疾病的认识、发生发展规律、核心病机去理法方药，才能让中医药为更多人所认识，让一些对中医药不是很精通的西医师更容易理解与运用中医药。
孙增涛教授为学生作科研指导（前排左二）
有了这样的想法，孙增涛便带领团队研制出了治疗稳定期慢阻肺与肺纤维化的补肺颗粒、芪术合剂等中成药制剂，期待它们在帮助患者的同时，让更多人愿意了解中成药。“一个中医药方可能不是谁都能用好，但一个中成药研制出来，对于推动疾病的救治作用是非常大的。”
他同时强调，疾病从来都不是由单病因形成的，而是由复合因素导致，从古至今也大致如此。中药已经运用了几千年，对疾病的认识与治疗是有丰富经验的。中医药一定要学会融会古今，从过去浩如烟海的经验中汲取营养，并将其用在现代疾病的研究上，用中医思维、中医理论总结出现代疾病的发病规律、症候演变规律、核心病机等内容，“然后拿出我们的疗效，拿出我们的药。”中药不仅仅是汤剂、饮片，更要有现代制剂化的中成药。要鼓励中药的发展，鼓励中药领域能够发展出一些能与世界五百强药企相抗衡的中医药企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医药是我们的原创，发展好中药将会为中医的进步、更广泛的应用添上有力的羽翼，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文化力量。”
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医药全程参与深度介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为全球抗疫工作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是中医药传承创新的生动实践。包括“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的中药西药和治疗办法，更是被多个国家借鉴和使用。中医药再展现它古老的力量，在大众心中也越来越有分量。
在门诊中，孙增涛明显感受到这种分量在变重。“以前大家都觉得中医是慢郎中，西医治不好的才过来看中医，现在一些急病也会来找来。”一位发烧高热下肢红赤（静脉炎）的患者按西医的治疗应该立即“吊水”，至少需要挂两周的青霉素。在孙增涛这里求诊后，到第二天体温就降低了，没几天便治愈了。说起这个案例，他印象非常深刻。
孙增涛教授教学中
闲暇时，孙增涛不断翻阅中医药古籍，梳理中医药发展脉络，尤其是中医药在几次重大疫情中的应用历史，也在不断思考。他说，新冠疫情促使大家对医学不断反思。中医从整体出发，重视“天人合一”，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如何共存，与微生物是一种共处的关系，中医是帮助人在自然界中如何适应、健康地生存，而非杀灭。西医借助科学的发展和手段、对疾病的认识更为细微和准确。两者应互为依重，在疾病的诊断上要清楚、要微观，治疗疾病应宏观把握，和谐统一。在孙增涛看来，中西医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才能为利好天下更多患者。
孙增涛教授与同事进行病例讨论（第二排右一）
采访过程中，他说的最多的字眼是患者、救人、中医药、未来。在略显浮躁的社会中，孙增涛在坚持做一个真实纯粹的中医人，以传承、兴盛中医为己任，就如他的老师们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