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本是个非常小的渔村，连名字也没有，位于现今海河外滩乐购超市到南站一带海河拐弯处的北岸。传说有一年发大水，海河上游漂来一口大钟，搁浅在这里，风水相搏不时地发出“堂-咕”的声音。塘沽最早的居民王、史二家住在那里，以打渔为生。当人们问及他们的住地，由于没有地名，他们就说住在“堂-沽”声处，久而久之此地就被称为“堂咕”，由于是谐音也叫“塘二沽”“塘儿沽”或“塌儿沽”。明万历年间，大沽、北塘已成为了沿海重镇，塘沽在史书上还很少记载。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第三次入侵大沽地区时，外国随军记者夏尔.德米特勒西在《中国战役日志》中记载：“塘沽是一座筑有工事的村庄，位于从新河通往大沽炮台的通道上，周围城墙高七公尺，延伸近两公里，墙上备有枪眼。守卫的士兵很多，筑有四十个炮眼，另外还有大批的战船停泊在白河的水面上。”那时塘沽作为大沽炮台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塘沽城防被敌人攻陷而破坏。塘沽居民点形成并不早，却发展较快尤其在近一百多年中，成为了大沽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塘沽的发展有三个突变时期。
第一个突变时间
清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以“便商贾，利军用”奏准把中国第一条标准轨铁路从芦台延伸到天津，1888年铁路经塘沽通到天津，在塘沽建有车站，当时建筑这条铁路的是英国人金达，他用英语拼写“塘二沽”“塘儿沽”或“塌儿沽”困难，就简化拼写成“”，从此版图上才有塘沽地名。塘沽也成了中国最早拥有铁路的地方之一，那时这条铁路主要运送中国第一近代煤矿—开平煤矿的煤。1860年，根据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大量的帝国主义船只进入海河，在天津强占租界建筑码头。1866年后海河淤塞严重，到1899年海河自塘沽以上约50公里的河道几乎不能航行，船只不能上行到天津，自1890年各国航商纷纷在塘沽强占地盘，建码头、仓库和办事处。十几公司的海河下游几乎被占满。为利用塘沽的铁路运输，这些设施都建在了海河北岸，塘沽成为了重要的港口。地域随之扩大，人口增多，海河北岸畸形地发展起来，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原来布局。
这是清代外国人绘制的塘沽地图，图中可清晰见到城墙的基本范围
天津港清末时期照片
大沽船坞
随后李、梅二氏，接着井氏、赵氏随之迁入定居。塘沽最早的居民以姓氏聚集居住，形成了以姓氏为名的街区，井氏多居住在现乐购超市一带，那里原称井庄，1902年建。史氏在现滨海立交桥一带建房居住，那里称史家庄，1900年建。赵氏多居住在现塘沽车站一带开荒种地，那里称赵家地，1900年建。另有一处叫鬼庄，在现金元宝商场后一带，那里原是一片坟地，后有人在此建房居住，这里就叫鬼庄，1902年建。以后随着居民的增多，这个不雅的地名才改为了归庄。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个地名只能在传说中出现了。到1900年塘沽约有万户人家，五万人，建有同知衙门。
第二个突变时间
爱国实业家范旭东于1914年在塘沽创建了第一精盐公司，1917年创建了亚洲第一永利制碱公司，塘沽成了中国海洋化工的发祥地，开始有了现代的工业。范旭东建厂时塘沽街道还是“碱水腐泥，陷而不行”。这两个民族资本企业技术先进，规模宏大，塘沽屹立起东来第一高楼——永利制碱公司碳化塔，同时也建立起学校、医院、幼儿园等设施。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永利制碱公司外景
爱国实业家范旭东重视人才和员工生活，建起了大量的员工宿舍。1914年建起联合村、1920年建永利新村，1928年建太平村，还有花园球场等设施，一片片青砖房为塘沽增加了生气，以后塘沽建了连塘庄，原居民也在增大，塘沽的地域和人口又一次扩大和增多。塘沽建有军政机关，1922年设立宁河县里公所，1930年设立宁河县分公所，1935年设立宁河县镇公所，那时塘沽人口约七万。
第三个突变时间
在日本占领塘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把塘沽作为重要的物资掠夺地和运送港口。为了加紧掠夺中国财富，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塘沽海河入海口建筑大型人工港——塘沽新港。开挖一条引河，筑造南北两道十公里的防波堤，建造外港码头，船舶修理厂、仓库、铁路专用线、各种服务设施等。动用了几万人力，工程浩大，使塘沽以东成为了港区。在海河南岸开辟盐田和建化工厂，又在现塘沽区政府一带建有日本办公机构和大片住宅，塘沽地域向东、西和南进一步扩大，以后塘沽很长时间保持着这个规模。经过这三个时期的突变，塘沽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原来最早的居民点。
改革开放以来塘沽飞速发展，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面貌，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的一部分。它是华北、西北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和东北亚、中西亚的海陆枢纽，拥有现代化的海洋化工、石油化工、石油开采加工、电子通信等高新产业群和各项服务功能，位于滨海新区核心地位的塘沽就是一颗光彩耀眼的明珠。
引自《塘沽史话》
将以下图片献给热爱我大塘沽的人们
时代搬迁，已是上世纪的回忆
当时塘沽区最大的综合性副食商场——营口道副食商场开业当天
80年代营口道全景
那个时候，看一场电影是那么不容易，那个兴奋。尽管环境普通、电影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但那种心情，是现在奢华影院中无法体会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物以稀为贵吧， 现在已变成停车场。
45年前的塘沽医院
新港友谊商店
1991年的塘沽洋货市场
1985年6月2日拍摄的塘沽解放路，下面的工地是在建的塘沽物资局办公楼；右侧中间是地方工业局的二层楼；左上角是当年的塘沽五金交电公司，（塘沽仅有的升板式建筑之一，另一个建筑是塘沽的友谊商店）现在的金元宝海鲜宫。解放路便道当年还是有树的。
左下是解放路万里鞋店，左上楼房是少年宫。解放路与和平路交口处是塘沽中医院和当年的五金交电公司，右侧上四层楼是解放路小学。1976年地震后在解放路小学操场住抗震棚，看着五金交电大楼施工。解放路小学也是那年施工，几乎一周一层的速度，施工单位是塘沽建筑公司。
76年地震时期的体育场
塘沽展览馆，现在大剧院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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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无城墙，不能称”城市“，塘沽之所以称作城，也是有城墙的。为什么呢？不妨读读这本书。推荐一本书《叫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书的作者是喜仁龙教授（ sirén，1879—1966），出生在芬兰赫尔辛基，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他最初的学术旨趣是研究18世纪欧洲的艺术史，1908—1923 年，喜仁龙取得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授欧洲近代美术史与艺术理论的教席。从1928年起，他负责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刻部的管理，在那里他发现了许多馆藏的中国绘画作品，使他后来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中国的艺术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他在博物馆一直工作到 1945 年。喜仁龙曾经数次（1918、1921—1923、1929—1930、1934—1935、1954、1956）来中国考察，城市建筑、绘画艺术、佛教罗汉造像最让其流连忘返。值得庆幸的是，他在中国考察城墙和城门的时候，是中国城市的城墙和城门还没有遭受全面拆毁破坏的时期。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节选）
文 | [瑞典] 喜仁龙（ sirén）
所有人都听说过中国的万里长城，但大多数人仅仅将它视为单纯的历史遗迹，是源于古老帝王狂热幻想的壮丽废墟。就像中国的其他事物一样，人们普遍认为长城已经自然地走向了衰败的命途，并且其数百年来的实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错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长城是中国少有的被妥善保存下来的建筑之一。它在数个世纪的交替中被一次又一次地修缮和重建，并且它作为防御工事和边界线的极大重要性，直到近些年仍旧有所体现；当然，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事实上，长城本身最极致最持久地反映了中国百姓对围墙式建筑物根深蒂固的信赖。
一道道城墙，一重重城墙，可以说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池的骨骼或框架。它们环绕着城市，把城市划分成单元和院落，比其他任何构筑物都更能反映中国聚落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北方，没有城墙的城市算不上一座真正的城市，城墙是城市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中国人用城墙的“城”来指代城市的原因：因为没有城墙就没有城市，这就好比没有屋顶的房子是无法想像的一样。一个定居点不论规模多大、地位多重要、治理多有序，但如果没有正式确定且闭合的城墙，它就不能算作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因此，以上海（“老城厢”以外的区域）这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为例，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就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而仅仅是一个从渔村发展而来的居民区或大的贸易中心而已。同理，其他几个没有城墙环绕的现代商业中心也是如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它们都不是“城”或者城市，不论民国官方如何定义。
城墙，确实是中国城市中最基本、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耐久的部分；不仅省城和“府城”，每一个居民区，甚至每一个乡镇和村落，都筑有墙垣。我几乎从未见过哪座中国北方的村庄没有围墙，无论它有怎样的规模、建于什么年代，哪怕只有土墙，或者类似的围绕屋舍和马厩的东西。无论一个地方多么贫穷或不显眼，有着多么简陋的土房、多么残破荒废的寺庙、多么肮脏泥泞的道路，墙垣都依然在那里，并且就像遵循着某条规则一样，比当地其他任何建筑都保存得完整。我曾走访中国西北那些完全被战火和饥荒吞噬的城市，那里楼倒屋塌，空无一人，却依旧保留着带有雉堞的城墙、城门和箭楼，它们比其他建筑更经得起战火和兵匪的摧残。这些遗迹承载着逝去的荣光，在彻底的荒芜和孤寂中显得分外触目。
裸露的砖墙连同城台、城楼一道，耸立在护城河边或空阔的平地上，从上方远眺的视线不受到树木和高大建筑的阻挡，比起其他房屋或寺庙，它们更能反映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繁荣与显要。虽然这些城墙并不那么古老（事实上，中国北方城市现存的城墙很少有建于明代以前的)，不过那些多少有些残破的城砖和墩台使它们看起来历尽沧桑。遵循某种规律，修缮和重建的规矩并不改变它们的形态和尺度。在砖墙出现以前，中国北方的很多城镇是由土墙包围，在一些小城镇，这些土墙的踪迹至今依稀可见；城镇在形成以前往往是村庄或营寨，有临时的篱笆或土墙围起来的土房和草屋。
为了说明有城墙环绕的中国北方城市的所有种类，我们以陕西的西安府和山东的青州府为例。现存的西安城墙建于14世纪末，明朝第一代皇帝时期；尽管有些局部经历了修复，但城墙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出色地抵御了岁月的侵蚀和战争的蹂躏。它围合了一个近似方形的城市，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其完整的形态，而四野则是空阔的黄土高原。从这座城市的北部或西部靠近时，你会发现连续的城墙绵延数里。再靠近一点，双重的城楼、方形的城台、巨大的角楼开始呈现在你的眼前：线性和垒状相交替的节奏感开始显现——沉稳、凝重、有力。这座城市堡垒似的矗立在黄土高原之上，与漫长的地平线交融在一起。
接近青州府的感受则大不相同。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它没有西安城那样宏伟而难忘的外表，但当你越走近时，视野会变得越有趣，高大的城墙掩映在如画的风景中，愈发引人入胜。这座城市位于物产丰富的肥沃山谷中，大片树木荫蔽着城墙，打破了它的单调乏味。一条清澈的河流取代了城两侧的护城河；进出北门和西门的人需要通过坚固的旧石桥。城墙沿着曲折的河道延伸，形成一个接一个转角，被河岸切割成不规则的台地。石块和砌砖因而随意地逐级堆垒起来，好像是大自然的杰作。跨过西边低矮的石桥，穿过弯曲的石板路，你就能看见河岸上的台地和步阶，有的用砖块砌出形状，掩映在树影之中，颇具野趣。用巨大扶垛加固的城墙高耸壮观，上面厚厚地覆盖着灌木和乔木，向垛口外舒展着枝条。这种浪漫之美让人联想到意大利一些北部城市的城墙，而不是中国的城市。
穿过某一座冷清的城门，你往往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不是处于一条店铺房屋鳞次栉比的繁华大街上，而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或是浑浊泥泞的泥塘边上。青州府的西部和南部就是这样，保留着大片粮田和菜园，尽管后来迁居此城的人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建屋盖房；而在西安城内的西面、北面和东面，也有大量的闲置地和宽阔的池塘，鸭子和乌龟活跃其中。大多数建于明代甚至明代以前的古城，在19世纪经历了衰败，规模有所萎缩，尽管人口并未减少。人们被迫愈发拥挤地住在一起，或者在城外搭个茅草棚子度日，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无疑比在城内建新房更廉价，也更简便。不过
也有例外，商业的不断发展和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或者地方政府激进的态度，如山西的太原府，带来一些城市现代建筑的兴起；不过这样的城市屈指可数，而且与其在城市空间中妆点这些新建筑，还不如让这片地方回归田园。
我们不在这里深入探讨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么多中国北方城市的衰败和缩减。无疑，原因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这些条件在整体上是不利于旧城和历史遗迹保护的。由于政府当局极度缺乏责任心和必要的物资支持，加上战争和革命带来的劫掠、火灾和饥荒横扫了整座城市，要想城市保持先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市民们不得不挤在新建的半西式建筑里。南京、西安、洛阳等古都，正是这种转变的最典型的例子，它们的现在同过去相比，是多么苍白暗淡；许多小城市也显示出一种与之类似的旧城衰减和建筑破败的趋势。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城墙包围的罗盘状城市与建筑占地面积的不协调上，还表现为房屋的廉价低劣。
在中国北方的普通城市中，很难找到具有建筑学价值的建筑物。当然，或许有一些寺庙是美轮美奂的，有着精心雕刻的山门和藏在巨大屋檐下的柱网门廊，但是严格地说，它们并不是建筑艺术的杰作，尤其是近年来重建的那些；从建筑学的视角来看，更重要的是一些古老的风格奇特而带有人工色彩的石塔和砖塔，以及至今仍然伫立在古城中心的钟楼和鼓楼，并强调着它们与辉煌历史之间的莫大关联。然而，大多数建筑是不起眼的小屋，由灰色的砖块和漆红的木梁柱结构建造而成。在商业区，外墙一般打开形成门廊，一排排柱子朝向街道，不过在更富庶的地区，店面还会装饰着雕刻、黄铜帘子和风雅的招牌。雕花漆金装饰的店面在普通城镇中开始变得罕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对砖和水泥的狂热追逐在民国之后像疫病一样传播开来。由于“华丽的中央王国”变身为“人民的国家”，旧文明的艺术花朵以极快的速度枯萎了。
这些城市的居住区往往以最单调和空无的形象面对行人。这里只能看到高度大小不一的弧形屋顶，屋顶与屋顶之间点缀着树梢；其他所有的景致几乎都被灰色的墙遮挡了，有的已被岁月和尘土浸染成微红色。在漫长空旷的空间里，除了简易的门道或由台阶和鞍形小屋顶构成的门廊，没有任何隔断或装饰，建筑的整齐划一程度恐怕无出其右者。经过这些街道时往往会给人穿越一排排监狱或修道院的错觉；只有活跃的光影和那些偶尔在墙角下晒太阳的乞丐使这个画面显得稍有生气。你能偶尔听到钟声或者游商的敲锣声，但人一走过，深邃而凝固的寂静就再次袭来。这儿没有生命和美的迹象，因为它们都藏在了墙的背后。中国人的家就是这样一个被极为严密守卫的地方。每一个家庭单独就是一个社会——通常人口众多，结婚后的儿子与父母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房子外面的围墙有力地保护着他们免受外来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