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华／文
1940年初春的大洪山，冰化雪消，万木复苏。这时，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史沫特莱专程从国民党大后方重庆来到鄂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访问了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的驻地--京山八字门和其他一些地方，作了几十天的实地考察。这里，我仅就她在八字门的一段活动，作一些回忆。
美国作家、战地记者史沫特莱
(一)
一个山乡的黄昏，夕阳落进西山，西半天呈现出片片橙黄的彩霞，映衬着大小山岗上的苍松翠柏。在一派宁静而又热烈的气氛中，边区党委的同志陪同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来到了京山八字门。一同随行的，还有《渔光曲》的作者安娥同志。
事前，我曾想象史沫特莱一定穿着华丽、派头十足。然而，眼前的客人看来有点出乎我意料。她上穿褪了色的旧夹克，下穿普通西式裤子，显得朴素大方，和蔼可亲，由于一路上爬山越岭，身体有些消瘦，风尘仆仆，但精神极好。她和我们打着招呼，显得非常高兴，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同来的安娥与她年纪相仿，给她当翻译。
当时，国民党正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准备投降，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反共、限共、熔共等反共政策。反动派连续制造了竹沟、平江等惨案，还到处造谣诬蔑我军“不执行军令”“游而不击”“搞封建割据”等等，掀起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反共高潮，重点逐步转向华中、华南。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正处于这个严重的历史关头的时候，史沫特莱本着“百闻不如一见”的想法，决定亲身到鄂中敌后进行实地考察，用耳闻目睹的事实，向社会介绍边区抗战的真相。
边区党委陈少敏、杨学诚、夏忠武等领导同志会见了她，在胡家湾一间瓦房里进行了座谈，对她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座谈当中，史沫特莱介绍了她所知道的大后方的一些情况和国际局势。国际上德、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向蒋介石劝降诱降，要蒋介石政府投降日本。
陈少敏同志代表边区党委向史沫特莱介绍了边区的抗战情况:1939 年初，我新四军挺进鄂中以后，边区党委坚持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原则，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常的组织和武装，大力开展统战工作，打开了抗战局面。纵队指战员在敌伪匪的层层夹击中艰苦奋斗，进行了著名的新街战斗和马家冲反“扫荡”战斗，打击了日寇的凶焰，抗日军民人心大振!在这种情况下，日寇愈来愈感到我军的威力，频频对我根据地发动“扫荡”。国民党顽军地方部队曹勖纵队也时常和我军发生摩擦。陈少敏同志还介绍了边区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发动、组织妇女参加抗战的一些情况。
史沫特莱对大姐的讲话非常感兴趣，长时间注视着大姐，细心听着安娥的翻译，作着记录，还不时翘起大拇指点头表示称赞，喜形于色。
(二)
第二天上午，鄂中妇女抗日服务队为史沫特莱举行了欢迎会。
会场设在水漾泉李家祠堂里，这里原是一所私塾的房子。我们把留下来的几张破桌和板凳摆好，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又烧一些白开水，弄来农村吃饭的土碗当茶杯，便算准备了会场。有人想了个新点子，到山上采来一些松柏枝条和野草山花摆在桌上，把会场点缀得生气盎然。
客人来了。我们服务队的队员们在祠堂门前列队鼓掌，史沫特莱笑咪咪地挥手致意，大声说些什么。走进会场后，我们让史沫特莱和安娥坐在会议桌上首，我们服务队员或坐或站，围在一起。看见这些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妇女济济一堂，热心于妇女解放事业的史沫特莱显得特别兴奋。
会议开始后，苏菲同志代表服务队致了欢迎词，史沫特莱也作了简短的即席答辞，接着举行座谈。我们应史沫特莱的要求，介绍了敌后根据地妇女的情况:当时鄂中各地普遍成立了妇女救国会，身受重重压迫的妇女，打烂封建枷锁，纷纷投身抗日救国的行列。她们送儿子、送丈夫上前线，或参加新四军，或参加地方抗日游击队:她们放开裹足，走出家门，成立组织，宣传抗日:还忙于为前方将士制军衣军鞋，护理伤病员等活动，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这些情况，史沫特莱听得仔细，不时插话提问，或者发言赞扬鄂中妇女的贡献。正在座谈会开得热烈活跃的时候，有人提议请安娥唱她创作的《渔光曲》，她欣然唱起来。史沫特莱和我们一起轻轻拍手，为她打拍子。接着，服务队员也唱了几首妇女抗战歌曲，有《丈夫去当兵》《军民要合作》《送棉衣》等。
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她们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
雄壮与悠扬的歌声，显示着妇女抗战的决心和力量，在八字门的青山绿水间回荡.....欢迎会快要结束时，本地农村出身参加革命的服务队员陈楚英，代表根据地妇女向客人赠送了礼物。三十岁左右的陈楚英，身体颀长，青春焕发，浑身透出一股农村妇女的能干劲。一双放开了的裹足，使她更具根据地革命妇女的特征。她端着一付木盘子，里面放着一双土布鞋和一些土特产品，大方地送给史沫特莱。我们同时热烈鼓掌。史沫特莱和安娥激动地说了几句话，高兴地接受了这别致而盛情的礼品。一双布鞋见深情，它概括地显示了根据地妇女的革命精神面貌。
欢迎会结束后，史沫特莱一再说着“高兴!”“胜利!”的简短汉语，表示她参加会议的感受和对鄂中妇女的赞赏。
(三)
史沫特莱到八字门后，很快对陈大姐(陈少敏同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深深的敬意，希望能和这位大名鼎鼎的女革命家作一次个别谈心。大姐答应了她的要求。
一天下午，我们按游击生活的习惯，早早地吃了晚饭。大姐邀请史沫特莱到胡家中湾后山坡上散步。大姐和史沫特莱并行，安娥居中当翻译，我作为保健医生跟随在后面。晚风轻轻吹拂着山野，山泉静静地溪涧流淌。她们迈着轻松的步子，在亲密的气氛中诚恳地谈心。
史沫特莱首先讲了自己的身世。她说她出生在美国一个贫寒的工人家庭，从小当过学徒、雇工。为了能读书，她妈妈常年给人洗衣服，她放学后常常要帮妈妈干活。她终于顽强的毅力，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在事业上卓著成就，成为记者、作家。
史沫特莱讲完后，天已黄昏。我们坐在一块山岩上休息片刻后，便往回走。这时，大姐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这位敬爱的大姐讲述自己的身世。大姐出身于青岛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一家人受尽外国资本家的压榨，生活艰难。当她接触到我党的地下组织后，开始懂得了革命真理，走上了革命的斗争道路。她曾和一位知识分子出生的共产党员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
一次，爱人和几个革命同志外出执行任务，因为内奸告密，被捕牺牲了。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大姐不能把小孩带在身边，只有送回老家去了。大姐沉痛地说:"在一个傍晚，家里人抱着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看着我从菜园地里走了。后来，我听说小孩老是闹着大人要抱着到菜园地去，手指着我出走的方向，要找妈妈--...-不久之后，小孩染上了痢疾，死去了.......”说到这里。她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女英雄，也动了感情。我们都为大姐感到一阵心酸.....。
大姐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孩子，强忍心头悲痛，四海为家，含辛茹苦干革命，义无反顾地战斗着。当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后，她肩负党交给的重要使命，率部从河南信阳挺进鄂中，与李先念、陶铸等同志一道战斗，开辟出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姐担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兼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政委等要职，独立主持一个战略区的工作，是我党少有的女革命家。她在边区广大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大家爱戴她，尊称她“大姐”。她的名声，使敌人闻风丧胆。关于她的种种故事，在边区到处流传。
史沫特莱在这之前，曾接触过中国像宋庆龄、蔡畅这样一些杰出的女革命家。现在，她又非常高兴地结识了陈大姐这位政治家、军事家，常常用敬佩的目光，久久凝视着大姐，好像要把大姐的形象深刻在自己的心坎上。
(四)
史沫特莱还参观了我们的纵队医院。在游击战争环境里，我们的医院是经常搬迁的，祠堂、庙宇和民房都住过。当时，医院设在八字门到小易家冲之间的一个叫白果树湾的村子里。
史沫特莱在陶铸同志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纵队医院。简陋的房舍，到处都很整洁、安静。使史沫特莱感到意外的是，这里既没有看到伤病员，又没听到一声呻吟。她有些纳闷了。走进一处大厅，她看到两排稻草铺，伤员们垫和盖着布单，上下都是稻草。人躺在这种“金丝被”里，还真不容易发现呢!我们告诉史沫特莱，他们那些是在新街战斗、马家冲战斗、天王寺战斗等与日寇作战中负伤的，那些是屡立战功的抗战英雄。她听了颇为感动。俯身察看一个个伤病员的伤势，询问一些问题。我们的战士们神情镇静地回答了她。有一个粉碎性骨折的重伤员，我们因为无手术器械，便借着老百姓的锯子为他做了截肢手术。史沫特莱知道后，特意找他问道:“伤得这样重，你能忍受得了吗?”
“只要不当亡国奴，负伤、流血不算什么1”战士豪爽地回答她"负伤以后怎么办?"
“伤好了再上火线!保卫家乡，打东洋鬼子!就是不能上前方，也要在后方做抗日工作。”
抗日战士们的这种革命豪情，感染了史沫特莱，她为他们摄下了一张张照片，还说了不少赞扬的话。
接着，她又参观了我们的药房和消毒室。当她看到我们的一些医疗用品时，简直惊呆了!我们的绷带，是买来的民间土布。消毒也无药物，而以盐水代用。没有药棉，我们用桐子壳烧成灰滤成碱水，把农村买来的棉花浸泡脱脂后当药棉。镊子和探针，则是我们从山下砍来青竹削制成的。
我们在这种极端缺药缺械的恶劣条件下，想尽各种土法来医治我们的抗日将士，使他们一批又一批地重返前线。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令史沫特莱格外敬佩。同时。她也为这些负伤的抗日英雄得不到好的医疗条件而感到难过。因为她在大后方时，她看到国民党医院良好的设备条件用来为内战服务，医院里搞得一片混乱。国民党整天空喊抗日，实际上坐山观虎斗，不仅停止对新四军的一切供应，反而积极策划内战。而眼前呢?真正抗战的新四军有功不居功，在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坚持抗战。她激动地对安娥对我们说道:
“英雄!英雄!”“伟大!伟大!”
参观结束后，由院长栗秀贞同志陪她吃了饭。栗秀贞同志按本地方法炖了瓦罐鸡和烧鳝鱼作招待。当时陶铸同志在场作陪，史沫特莱对他说:“你身体不好，有病，应该每天吃一只鸡。”陶铸同志笑着说:“我们新四军官兵一致，大家都艰苦，我是政委，怎么能搞特殊呢?"
“哟......对，对!你们，真不简单......”
史沫特莱在八字门的访问，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她满意地回到了重庆大后方，几个月后，我们收到了她专门为我们募捐的一批医疗设备和药品。这些辗转千里而来的医疗物质，对我们真是“雪中送炭”，改善了医院的一些条件。她还在武汉等地动员了教会医院的一些医生来新四军医院工作。这些，显示了国际主义战士史沫特莱对敌后抗日军民的深切同情和关心。
我向陈大姐打听史沫特莱的情况时，大姐告诉我，史沫特莱返回重庆后，和安娥一道向社会新闻舆论界广泛介绍了豫鄂边区的抗战真相，用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日军民的造谣诬蔑，发动募捐支援抗日前线，造成了很大社会反响。蒋介石集团害怕史沫特莱的巨大影响，害怕事实的力量和真理的声音，蒋介石急忙叫宋美龄亲自出面，对安娥施加压力，妄图封住她的嘴。对史沫特莱虽不便于采取强硬措施，也施行了许多限制办法，但真理是封锁不了的，新四军敌后抗日真相越来越大白于世，蒋介石反共投降的行径越来越多的遭到爱国人士的痛斥，我党领导下的抗战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受到全社会更为广泛地赞扬。
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的八字门之行，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