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装电视剧中，有一常见的场景，主角去一酒家消费，酒足饭饱后问店小二：多少钱？，店小二回答：二两纹银。主角掏出一把碎银，旋即离去。
其实这与历史是有出入的。
自明代中期以来，白银才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虽是主要货币，但一直是以银锭或碎银的形式流通，未曾铸成固定成型、便于计枚的银元。即白银一直是作为称量货币流通，而不是作为计量货币流通。
换句话说就是，白银虽为货币但本身不具备计价的标准，使用时，仍需要称量后才能计价交换。
所以在古代，在没称重之前，店小二是不可能知道，你掏出来的银子具体是多少重量的。
而且，由于白银提取的方法不同，其称量标准也不相同，其中政府的称量标准叫做官平。不同白银货币种类在流通使用时，相互之间存在不同的折算比价。
这种不同计量的白银货币在当时国内的商品贸易中，由于计算繁杂、计量不准而常被外国银元替代。在银元、银两并用时期，银元折合银两的数额称为“洋厘”，“洋厘”是银元的银两价格，随银元的供求状况而涨落。
一直到清朝，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国外商品的涌入和偿付对外赔款，中国币种混杂、币价混乱的弊端就更加暴露无遗。
随着中国殖民地化的加深以及西方工业资本输出的全面推进，中国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在国民经济对西方列强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中国的白银货币受世界白银市场的影响也日益严重。
到19世纪末，中国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金融领域不仅受到外国银铸币侵占市场的影响，而且“由于各种洋币运用方便，而我国货币由于其单位、本位、重量等混乱，不仅对国内工商贸易交易不便，运输困难，再加上国家负债日重，镑亏（金银换算之不利）之损失尤巨”。
西方列强在国际贸易和赔款问题上通过金银比价的“镑亏”差额对中国进行浮价掠夺，中国的工商贸易和国家收入遭受重大损失，国内主张从速改革白银币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所以，在利益面前，西方人不会多一点点高尚，能占的便宜也一定给你占尽了，西方列强利用中国紊乱的货币市场，常常以西方的七成成色银元，换取中国十足的纹银，中国老百姓受损巨大。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币制改革，实际上是以西方所使用的货币制度为借鉴模式的。清朝光绪中后期中国就开始广泛地讨论货币本位问题。当时中国的白银货币市场非常混乱。
由于银元、银两本身不统一，各地“洋厘”的含银量不同，以及白银货币铸造的成色、分量不同，中国国内货币间的兑换标准极不统一。在清末时期，国内通用货币种类不仅有户部官票、钱庄票号等机构发行的兑换券，还有外商银行、中国自办银行发行的纸币。
中国货币种类繁多，各币种兑换十分复杂，而且纸币信用也不稳定，随时存在贬值的风险。这种货币单位与货币价值的不统一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阻碍，因此当时很多人都提出币制改革的建议。
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币制则例》，准备对混乱已久的中国货币实行币制改革，但因为次年清政府被推翻，这项措施最终没有实施。
自明朝中期以来，白银虽然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但并未成为中国的本位货币。到清朝末期，随着不同种类的外国银元的流入，在中国国内银两、银元同时流通的货币体制下，各种货币间的兑换极其复杂而繁琐，再加上国内本身币种繁杂，使得当时中国的货币状况极其混乱无序。
货币种类复杂与流通混乱，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面对这些积存已久的金融弊端及其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内开始广泛地讨论如何整顿中国币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货币使用何种本位和单位的问题。
当时国内对如何解决币制混乱问题的探讨包含诸多内容，并首先明确地提出了统一币制的思想。其中最能反映如何统一币制、实行货币改革的是关于中国货币本位问题的探讨。
梁启超对货币“本位”的定义是：“政府所定币制，于五金之中择其一为正货，而他种货币皆以此正货为标准，以推算其价值，所谓本位也。”
其次是关于选择何种金属作为国家货币的争论。严复认为，货币制度虽然是由国家法律确定一国货币如何流通的制度，但是国家并不能随意选择一种金属作为本国货币。每一种货币金属的确定都有其特定的运行规律，即选择何种金属作为货币由国家客观经济发展进程和本身储备金属的能力决定。
最后是关于中国实行何种货币本位制度的讨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有关银本位、金本位、复本位等货币本位制度的争论。
主张使用银本位的人认为，白银在中国流通已久，从明朝中后期就成为主要货币，民众早已习惯以白银作为货币和财富的代表，而且政府和民间已有相当数量的白银储备。
在此背景下，当时国内政要、经济学学者和专家多数主张以白银本位作为中国的货币体制。
更为具体的理由如下：“（1）中国习惯银铜并用，公私往来，多用银两；（2）中国储金不多，金矿亦少，恐怕采用金本位，供求不能适合；（3）人民生活程度不高，不使用金；（4）中国用银历时已久，国家和民众皆有定量库存。”
主张使用金本位的人则认为，虽然自明朝时期白银就成为主要货币，国内的白银库存也有一定数量，但是自1873年以后世界银价开始持续下跌，中国白银货币价值下降，这严重打击了中国以白银为交换媒介的国民经济。
甲午战争后中国对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偿付的赔款以及对所借外债的还本付息，得按照当时国际货币市场持续下跌的银价与黄金比价换算，再以白银支付，从而使中国财政经济发生巨额的镑亏，使当时窘困的清末财政难以支付。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建议改革以白银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制度，实行当时各西方工业国家普遍采用的金本位制，消除中国因金银差价镑亏而遭受的巨额损失。
在使用有关金本位的争论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是严复，在货币本位问题上他倾向于实行金本位制。严复详细分析了自1873年国际银价下跌后金贵银贱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并着重剖析了在西方各工业国家都使用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中中国因使用银本位制所引起的经济窘困和金融问题。
尽管国内对实行金本位的可行性进行了大量论证，但由于客观上中国黄金储备量少，不具备实行金本位的货币条件，而主观上清政府也根本没有制定具体的措施推行货币改革，金本位的建议最终不了了之。
在当时实行何种本位的争论中，除了主张银本位、金本位观点外，另一种较有影响的币制观点是实行金银复本位（双本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珩的复本位货币主张。
他认为使用复本位制度的原因是：“盖一国货币，其本位所在，即技术起级之币。而此币之为金、为银，或金银并而为之，乃足以定其国币本位之为金、为银，或金银相合也。”
其金银双本位制方案为：金币以“两”为单位，分五十两、二十两、十两、五两、一两五种；银币为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四种；铜币分五分、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六种。
其中金币的“两”不是指金币的实际重量，而是指相当于银币的价值；此外还应发行代表金币的纸币以辅助流通；金币和五钱银币为无限法偿，二钱、一钱银币和铜币为有限法偿，每次偿付有数量上的限制；在实行复本位制时，如果金银市场比价发生变动，法定比价难以维持，则可以通过国际收支的改善来加以解决。
但主张使用金本位的严复则从中国实情出发，认为以当时中国国力和现状，根本没有能力实行金银复本位制，“一时欲弃而从金，力又未逮”。
在讨论使用何种白银单位为银本位制时，国内还爆发了以银两还是以银元为单位的激烈争论。
一种主张以现行的银元为基础，即以元（圆）为单位，银本位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一种主张按中国的传统，以两为单位，银本位币重库平一两。
但从货币金融理论和历史发展趋势角度看，主张以元为单位更有道理一些。相关争论一直延续到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最后清政府颁布由户部制定的《币制则例》，规定中国白银货币采用元单位制度，暂时解决了中国白银货币的单位问题，在短期内结束了中国白银货币中的银两、银元之争。
